周小松 ｜ 勞聯秘書長、立法會議員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本港15歲及以上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外籍家庭傭工除外），由2013年的50.6%下降至去年的47.7%。我認為窒礙婦女重返職場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大部分企業及機構都未能提供彈性工作安排，令有需要的僱員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我認為，推動彈性工作安排，是協助釋放潛在勞動力的良方之一。
現時不少國家或地區都以立法形式推動彈性工作，譬如英國。值得留意的是，當地認為對於肩負家庭照顧責任的僱員，僱主是有責任照顧他們的需要，所以並非以福利形式推行彈性工作。當地政府曾指出，無論男性或女性僱員，長工時的問題均嚴重影響他們照顧家庭，故決定讓合資格的父母，擁有向僱主申請彈性工作安排的基本保障。如果僱主認為施行有關安排會對公司營運等構成負面影響，亦有權拒絕申請。相關法案既照顧中小企的實際需要，也令有需要的僱員毋須因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而法案實施以來，英國婦女勞動參與率整體亦有所上升。
我認為，就彈性工作立法並非洪水猛獸。當然，考慮到彈性工作的文化尚未在香港植根，政府現階段可先考慮以誘因鼓勵企業及機構提供彈性工作安排，待時機成熟後再研究立法。
此外，特區政府作為本港最大僱主，應就實行彈性工作起示範作用。例如新加坡政府在新冠疫情結束後，仍容許特定崗位的公務員作遠程工作，或實施交錯工時，讓身兼照顧者的政府僱員更靈活掌控時間。這與本港當局一句「同事可用自己假期處理家庭事務」相比，實在是天淵之別。我希望特區政府以身作則，帶頭推動彈性工作安排。
【周昇詞】專欄
原文刊於：香港《香港仔》
刊登日期：202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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