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松議員出席第三天的2021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指「如果這一份施政報告，是特首準備爭取連任的政綱，我想勞工界、基層市民未必會支持」，因為不少勞工問題於《施政報告》中並未提及，毫無前瞻性。希望政府能夠正視相關問題並予以解決。 周小松議員認為，要將香港打造成宜居宜業的地方，政府須在勞工等政策上作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創造優質的就業環境、體現勞動價值等。對此，周小松議員有以下幾點建議： 立法規管工時，防止「過勞死」情況發生； 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並建立以通脹等數據為參考的最低工資水平自動調整機制； 加強職業教育，以及釋放婦女勞動力； 適時啟動公務員職系架構檢討，以及改善公務員在職及退休後的醫療福利。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2月18日｜星期五｜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代理主席，這份施政報告於去年10月發表時，勞聯便有過評論，標題是“紙上談兵易 實踐見真章”，意思是規劃得很好，做得到才是真的好。施政報告充分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為香港制訂了長遠而宏大的發展格局，尤其是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以及提出了“職住平衡”的理念，並加大力度推動再工業化等政策方向，我非常認同，希望政府這次不要再紙上談兵，要坐言起行，付諸實施。 不過，代理主席，如果這份施政報告是特首準備爭取連任的政綱，我認為勞工界、基層市民未必會支持，因為整份施政報告提及勞工福利只有100多個字，而且說的都是已經或即將完成的工作，完全沒有前瞻性。 代理主席，要將香港打造成宜居宜業的城市，我認為在勞工、福利、推動多元就業及社會保障等政策上，政府仍需要大刀闊斧地改革，以創造優質的就業環境、體現勞動價值、化解貧富懸殊。這份施政報告在這些方面有所欠缺。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勞工保障的落後令人震驚。早前我看過內地一齣電視劇，名為《覺醒年代》，其中有一幕提到，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到北京長辛店向工人演講。他說，我們要爭取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另外8小時我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到這一幕，我感到很親切，100年前李大釗說的居然與我數年前在標準工時委員會說的是同一個意思，都是爭取8小時工作，其實都挺諷刺。 代理主席，我想問政府，香港工人何時有標準工時呢？香港工人工時長、壓力大，不時出現疑似工作過勞死亡的個案，但現時政府並沒有為工作過勞立下定義，即使過勞死亦不獲賠償。我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長工時的問題，盡快立法規管工時。 政府去年宣布凍結最低工資，令2萬名最基層的僱員不能加薪，導致他們的購買力和生活質素進一步下降。最低工資是為保障低收入勞工免受剝削，凍結最低工資與立法原意背道而馳。我希望政府應勞工界的要求，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以及探討建立一套以通脹、工資指數變動、經濟增長水平等數據為參考的最低工資水平自動調整機制。 代理主席，近年許多商界朋友經常提起勞工短缺，請不到人。的確，香港存在勞工市場錯配的問題，即“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儘管如此，我們都不應該輕易輸入外地勞工，畢竟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是社會各界的共識。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循兩方面探討解決。 第一，加強職業教育，讓青年人多元化發展、推動就業多元化，同時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減少錯配。第二，要進一步釋放勞動力。2021年香港的勞動參與率為59%，遠低於其他國家地區，而婦女的勞動參與率就更低，只有54%，完全有釋放的空間。我之前提過，教育局可仿效內地，率先要求官立或津貼小學提供全面的課餘託管服務，讓更多婦女重新投身就業市場，增加勞動力供應。 我一直十分關注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僱員的權益，公務員隊伍近年士氣低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希望政府逐步將新舊制公務員福利待遇看齊，避免同工不同酬；同時，適時啟動公務員職系架構檢討，以及改善公務員在職期間及退休後的醫療福利。 代理主席，多項社會關注的勞工議題，施政報告都沒有提及，所以我說這份施政報告是一份沒有勞工政策的施政報告。不過，作為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算了吧，我想是這樣的了。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我會支持致謝議案，多謝代理主席。

周小松議員出席立法會會議，繼續就2021年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周小松議員希望特區的管治者認識到，土地房屋、貧富懸殊和勞工保障等深層次問題仍存在於社會，須要想方設法解決，以達到中央政府要求，不負香港市民期望：「只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周小松議員對《施政報告》中關於「一國兩制」的內容有深刻體會，認為國家一直是香港的最堅實後盾，而國家全力馳援香港抗擊第五波疫情，正是最好例證。為使「一國兩制」達致行穩致遠，有以下幾點意見： 《基本法》23條立法，但過程中須進行細緻的諮詢工作，以釋除部分市民的疑慮； 加強向公眾教育及宣傳《憲法》和《基本法》，特別是對教師和學生的推廣工作； 加強公務員培訓並提升其士氣和歸屬感，使之成為推動良政善治的堅實力量。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2月17日｜星期四｜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代理主席，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兩場選舉順利舉行，確保“愛國者治港”的根本原則得以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政制發展迎來新局面。 看完整份施政報告後，我對有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章節有深刻的體會。回歸20多年來，香港面對多次嚴重的經濟、政治衝擊，無論遇到甚麼困難和挑戰，中央政府都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迅速幫助香港解決難題，保障全港市民的福祉，成為香港最堅實的後盾。如今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情況嚴峻，遠遠超出香港的應對能力，危急之際，習近平主席及時作出重要指示，中央、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全力馳援，協助香港抗擊疫情。 代理主席，只有“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才能實現長治久安。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亦是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保證，我支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希望在過程中，能進行細緻的諮詢工作，以釋除部分市民的疑慮。 為了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政府必須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公眾教育和宣傳，特別是針對教師和學生方面的推廣工作要做得更全面和深入。教師正確理解《憲法》和《基本法》，才能正確教導學生，增進他們對國情的了解，促進國民身份的認同，因此，應該持續地加強教師的培訓。與此同時，對有份肩負管治責任的公務員團隊亦必須有更高的要求，包括要能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於運用“一國兩制”的理論來分析和解決香港面對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因此，我認為因應新時代的要求，一方面要加強公務員培訓的工作，同時亦應該採取措施來提升公務員的士氣，增強公務員的歸屬感，讓他們能夠成為推動良政善治的堅實力量。 代理主席，即使香港現時已制定《香港國安法》和完善後的選舉制度，但並非代表香港進入太平盛世，管治者可以冷靜“躺平”，中聯辦駱主任在上月的新春講話中提到：“以為可以‘躺贏’而懈怠，或是遇到難題就繞道，只會失去奮鬥的激情和變革的勇氣。”事實上，香港仍然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例如土地房屋、貧富懸殊、勞工保障等需要推動解決，深層次問題一天不解決，不穩定因素便不會消除，社會動亂的局面便有可能死灰復燃，港澳辦夏主任也說過，特區的管治者要善於破解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相信這一點不單是中央的要求，亦是香港市民的期待。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小松議員支持「改革招標制度，扶助本地企業」議案，指政府外判制度存在種種問題，部門以「價低者得」方法去選擇承辦商，導致不少外判的非技術工人備受剝削。雖然政府曾多次提出檢討招標制度，但「價低者得」仍然是選擇承辦商的主要準則，意味投放在外判工友身上的資源會被大大壓縮，他們的待遇、職業安全等還是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周小松議員認為，政府採購外判服務，為承辦商作評核時，其準則除了包括價格、技術方面之外，應該加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準則，為缺乏議價能力的基層打工仔女，提供多點保障，從源頭消除剝削。具體建議如下： 如果有承辦商願意為員工提供比政府規定更佳的待遇，投標時可以獲得加分。藉此鼓勵承辦商改善基層打工仔女的工作待遇； 選用承辦商時考慮其勞資關係及員工流失率等因素，以鼓勵承辦商努力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及保持員工隊伍的穩定； 引入承辦商僱員權益及職安健記錄扣分制度，評核時將承辦商故意拖欠薪金、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工傷意外數目等情況作為準則的一部分，以確保承辦商遵守勞工法例及重視職業安全。 此外，政府亦應逐步減少將工作外判，並朝取消外判的方向前進。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有機會在這裏表達我對政府招標制度的關注。我支持謝偉銓議員的議案，以及邱達根議員、黃元山議員兩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尤其是謝偉銓議員發言中指出不合理的招標制度往往導致員工工時長、收入與工作量不成比例，以及黃元山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引入社會效益元素，保障基層勞工和扶助弱勢社群，這些觀點都與我的不謀而合。下面我會重點從這個角度提出我的意見及幾點建議。 眾所周知，政府是外判服務的最大使用者。資料顯示，4個主要採購外判服務的部門包括康文署、房屋署、食環署及政府產業署，單單這4個部門，轄下外判服務承辦商聘用非技術員工的人數已經超過3萬人。大家都知道外判制度存在種種問題，以前政府以“價低者得”的方法選擇承辦商，令很多外判的非技術工人備受剝削。就着這些問題，政府亦多次提出進行檢討。 雖然制度有不斷改善，但價格評分仍然佔很大的比例，意味着“價低者得”的制度陰霾仍然籠罩着整個招標制度，外判工友的待遇及職業安全還是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主席，我認為政府採購外判服務時，評分標準應該要考慮得更加闊、更加全面。除價格評分、技術評分之外，應該要加上企業社會責任評分，為缺乏議價能力的基層“打工仔”提供更加多的保障，從源頭消除剝削。 首先，我建議應該在評標準則內加上一項：若承辦商願意為員工提供比政府規定更好的待遇的話，便可以獲得加分，藉此鼓勵承辦商改善基層“打工仔”的工作待遇。 其次，我建議在選用承辦商時，亦應考慮勞資關係及員工流失率等元素，以鼓勵承辦商努力維持良好的勞資關係，以及保持員工隊伍的穩定。主席，我相信公眾不會同意政府將公共服務或工程交予一間勞資關係惡劣、員工流失率極高的承辦商提供。 第三，我建議在招標評分準則納入承辦商僱員權益及職業安全紀錄扣分制度，將故意拖欠薪金、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工傷意外數目等紀錄，作為評估準則，以確保承辦商遵守勞工法例及重視職業安全。事實上，政府外判承辦商的職業安全狀況一直令人擔心，在2018年至2020年，勞工處針對555個聘用非技術員工的承辦商工作場所，進行了715次職安健巡查，結果分別向有關承辦商發出了233張書面警告和17張敦促改善通知書，違規情況十分驚人，可見承辦商員工的職業安全狀況絕對值得關注。 主席，改善外判制度這個議題，社會關注多時，勞工界亦跟進多年。我衷心希望透過今次議案可以喚起政府的重視，全面檢視外判制度，逐步降低將工作外判的比例，長遠而言應該取消外判。同時，對外判工的待遇及職業安全問題，政府不要再掩耳盜鈴，而是應該立定決心、坐言起行來解決。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小松議員就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發言，認為政府應設立恆常失業援助制度，以及立法規管工時，讓基層勞工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周小松議員肯定政府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支援失業人士應對燃眉之急。然而，我們無法「拍心口」保證香港的疫情何時結束，經濟何時全面復甦。為完善對基層勞工的保障，長遠應設立全面、恆常性的失業援助制度，並設有領取期限及防止濫用機制，再附以轉業、就業培訓及輔助，支援失業人士渡過難關並重投職場。 周小松議員於會上亦表達對香港工人過勞問題的關注，打工仔女普遍面對工時長、壓力大的情況，不時出現疑似工作過勞猝死的個案。但現時政府並沒有為工作過勞立下定義，若工友不幸過勞死並不會獲得賠償。香港作為發達經濟體，在立法規管工時上卻落後世界大部分國家／地區，實在令人費解。周小松議員促請政府正視工人過勞問題，盡快制定防止工作過勞相關政策以及立法規管工時。 另外，周小松議員指政府僱員中，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與公務員之間薪酬福利存在差距，再加上新、舊制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不同。相信這些「差距」、「不同」，是導致政府僱員團隊出現士氣低落、缺乏配合等問題的原因。希望政府能正視並解決存在的問題。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4月6日｜星期三｜上午11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我十分肯定這份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方向，它是一份有新意，也有心意的預算案。我很高興看到這份預算案採納了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提出的多項建議， 包括設立租金開支扣稅、降低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領取門檻、發放1萬元電子消費券， 以及延續“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等。至於引入住宅物業累進差餉制度，以及提出暫緩追討欠租，尤見政府的政策思維有所突破，有利社會收入再分配及協助企業、穩住就業。 司長宣布預算案時，香港疫情正在爆發，當日有3 200多宗確診，到3月份更加每日數萬宗確診、過百人離世，社會愁雲慘霧、市面一片死寂。我當時在旺角辦事處走到街上，有八九成鋪頭都是落閘或倒閉，是從未在香港看到的境況。幸好在中央全力支援及香港社會同心抗疫之下，我們總算走過了最壞的時刻，逐漸看到曙光。 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下，這一份預算案提出全力抗擊疫情、為市民和中小企紓困、為下行的經濟提供支撐，並推動疫後的經濟恢復及投資未來，部署經濟中長期的發展，我十分欣賞。不 過，作為勞工界議員，我要特別就以下數點表達我的看法。 第一，這兩個月，我幾乎一有機會便會提議，香港有必要設立一個恆常性的失業援助制度。我很欣賞政府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了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支援失業人士一次性1萬元作為短期應急開支。在落實有關計劃時， 政府在支援對象界定、申請及提交文件方式、身份核實及審批過程都用了不少心思，計劃實施順暢。運作計劃的實踐證明，向臨時失業人士提供支援 是可行的。這個計劃非常受失業人士歡迎，我希望政府能夠將計劃恆常化。 大家都沒有水晶球，疫情會維持多久呢？經濟會下行多久呢？沒有人知道。失業人士只知道自己一直沒有工開、手停口停，對生活很憂慮。雖然預算案有提及延續“失業貸款”及加大貸款額，但如果不幸，疫情持續，是否要斷斷續續加大貸款來解決呢？ 主席，要讓基層勞工得到有效保障，長遠應設立全面、恆常性的失業援助制度，並設有領取期限及防止濫用的機制，以及附以轉業、就業培訓及輔助， 支援失業人士渡過難關並重投職場。 另一方面，是政府僱員的待遇問題。計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政府是擁有20萬名僱員的全港最大僱主，我留意到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文件顯示，20萬名政府僱員中， 有12 000人是以非公務員合約聘請，而當中竟然有兩成人，即是超過2 000人已經在政府服務超過10年，但他們仍然未受聘為公務員。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與公務員之間的薪酬福利存在大的差距，再加上新、舊制公務員的福利、待遇不同，令到政府僱員團隊中，出現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士氣低落、缺乏團隊配合等問題都是由這些不平等制度所造成。 政府樹立一個好榜樣、做良心僱主，全港僱員都有得益，原因是很多大大小小企業的人力資源指引、外判制度、薪酬調整等均會參考政府，而公營機構或資助機構更會緊隨政府的步伐。因此，政府的公務員福利政策對整個勞工市場影響非常廣泛，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存在的問題。 最後，主席，今日適逢國際安全工作日，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向政府反映香港工人過勞問題。眾所周知，香港工人工時長、壓力大，不時出現疑似工作過勞猝死的個案，但是，現時政府並沒有為工作過勞立下定義，即使過勞死亦不獲賠償。 政府曾經在2013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立法規管工時，但最後由於政府的不作為而不了了之。國際勞工組織曾在2010年調查了世界各地共107個國家，當中便有101個國家有立法規管工時，我們看看香港周邊的國家或地區，全部亦有立法規管工時。我想問問政府，全世界的國家或地區，不管發達還是落後，亦不管是資本主 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通通都可以立法規管工時，為甚麼我們香港卻不可以呢？主席，我促請政府正視工人過勞問題，盡快制定防止工作過勞的相關政策，以及立法規管工時。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22年撥款條例草案》。

周小松議員支持「改革香港的扶貧政策和策略」議案，也提出了建議及對下屆特首與其班子的期許。 做好扶貧工作的關鍵是找準扶貧對象，而青年貧窮令人極度關注。未來究竟如何做到精準扶貧，希望下一任特首與其班子可以好好思考，應參考國家的成功例子。 要令青年人可以在職「脫貧」以及整體貧窮情況得到舒緩，周小松議員認為政府應該三管齊下推動扶貧工作。 第一，為有真正需要的弱勢社群提供可持續的安全網，包括大量增加房屋供應，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提高輪候公屋租金津貼、放寬在職家庭津貼領取條件並提高津貼額等等。 第二，經常說「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政府應該透過教育、職業訓練和再培訓，減少錯配，令勞動人口充分就業，同時改變青年人對某些行業的固有印象，協助他們投身其中。 第三，現時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長遠要加快融入國家和大灣區發展，尋找最適合香港的產業定位，完善產業結構，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讓年輕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同時，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長期偏低，不單難以讓那些最底層的工人得到有尊嚴的生活，更加不斷加劇在職貧窮。希望政府立即實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以及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調整機制，讓這些處於最底層的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每年都得到相對可觀的改善。相信改善最低工資對整體減貧工作會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滅貧尚未成功，官員仍須努力！希望下屆特首再下功夫，結束貧窮漩渦，達到共同富裕的理想。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4月6日｜星期三｜上午11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多謝主席。“積穀防饑，養兒防老”是傳統的生活智慧和孝道觀念，但社會環境轉變，物價高、樓價貴，2020年的青年貧窮人口創下新高，就業貧窮問題在香港亦越見嚴重，青年人因家庭貧窮，連照顧自己也有困難，更談何供養父母？近年社會更衍生不少靠父母供養的“啃老族”、“靠父幹”青年，自己也身不由己，為年長父母帶來退休危機，形成一個漩渦，極度令人憂慮。 我支持鄧家彪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多位議員的修正案。香港有必要動用一切力量推行全方位減貧措施，並且建立專職減貧部門推行和深化減貧工作，令香港逐步消除跨代貧窮， 實現共同富裕。 做好扶貧工作的關鍵是找準扶貧對象。未來應研究如何做到“精準扶貧”，我希望下一任特首及其班子可以好好思考。從國家成功的例子可見，“精準扶貧”是指運用科學有效的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推動“精準扶貧”的戰略有助於識別貧困人口，對症下藥， 使扶貧工作比以往更見成效。 主席，要令青年人可以在職脫貧，以及整體貧窮情況得到紓緩，我認為政府應三管齊下推動扶貧工作。第一，為有真正需要的弱勢社群提供可持續的安全網，包括大量增加房屋供應，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提高輪候公屋租金津貼；放寬在職家庭津貼領取條件並提高津貼額等。第二，我們經常說“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政府應透過教育、職業訓練和再培訓，減少錯配，令勞動人口充分就業，同時改變青年人對某些行業的固有印象，協助他們投身其中。第三，現時香港產業結構單一，長遠要加快融入國家和大灣區發展，尋找最適合香港的產業定位， 完善產業結構， 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機會，讓青年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另外， 主席，數據顯示有超過八成失業家庭陷入貧窮， 因此我認為設立一套恆常的失業援助制度，是減貧的其中一個有效手段。 最後， 我也想談談最低工資。目前的最低工資水平長期偏低，不單難以讓那些最底層的工人得到有尊嚴的生活，更不斷加劇在職貧窮。我希望政府立即實行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以及建立一套更有效的調整機制，讓這些處於最底層的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每年都得到相對可觀的改善。相信改善最低工資對整體減貧工作會收到立竿見 影之效。 滅貧尚未成功，官員仍須努力！希望下屆特首再下工夫，結束貧窮漩渦，達到共同富裕的理想。 主席，我謹此陳辭。

立法會終於通過《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即取消強積金對沖，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於成功爭取。 取消強積金「對沖」是勞工界爭取多年的議題，今日距離「夢想成真」只有一步之遙，此刻，周小松議員十分激動和感恩。取消強積金「對沖」無疑具有一定爭議性，但是勞工界要求取消「對沖」安排，絕非輸打贏要，更非出爾反爾。強積金制度實施超過二十年，由於制度上有「對沖」的安排，因「對沖」而被提走的累算權益每年超過60億，累計超過570億元，大大削弱了強積金制度的退休保障功能。 當一個政策被發現有問題、出現了漏洞，我們就要有決心和魄力，凝聚社會共識去進行改革。周小松議員理解商界朋友對於取消「對沖」的憂慮，但都希望僱主們明白，取消「對沖」方案是經過勞資雙方和社會各界磋商多年，好不容易取得的共識，政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平衡各方利益。現在，讓條例草案通過及盡快實施，是廣大市民的殷切期望。 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前，大家必須先搞清楚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原意，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設置的目的是保障一定年資的僱員，在遭解僱時可獲得補償，以應付失去工作期間的生活開支。而強積金制度的政策目標更加清晰，就是為打工仔提供退休保障。但是，在「對沖」制度下， 打工仔要不時用強積金來支付自己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道理上講不過去，所以「對沖」安排從一開始就與強積金制度的政策原意相違背。 最近有個別意見認為，由於疫情下本地經濟表現欠佳，現時並非實施取消「對沖」的好時機。其實大家無需過分擔心，即使條例草案獲通過，按政府的計劃，都要等到2025年才實施。既然距離落實取消「對沖」尚有三年時間，現時經濟環境的參考價值就不大，反而今年《財政預算案》分析及預測本地中期經濟前景正面，大家無須過於悲觀。更重要的是，相信香港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及大灣區建設等國策支持下，未來發展肯定會愈來愈好，僱主朋友應該更加有實力及條件去應付取消「對沖」可能帶來的工資成本上升。 周小松議員明白中小企僱主可能擔心取消「對沖」後，會帶來額外財政負擔。無可否認，長遠來說取消「對沖」後，工資成本會有些微提高。但是，勞工界同意以「劃線」方式去取消「對沖」，即是實施日之前的僱主供款可以繼續用於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此安排已經最大程度保障了僱主的利益，讓取消「對沖」後工資成本的增加變得可計、可控。 這也是勞工界做出的最大讓步。同時，政府再次優化方案，在取消「對沖」後25年內會向僱主提供補貼及要求僱主開設專項儲蓄戶口，多管齊下，用25年的時間作為過渡期，盡力為僱主減輕財政壓力，協助僱主慢慢適應新的政策。事實上，香港僱主在支付僱員退休保障的比率上並不算高，在澳洲，僱主強制供款率是僱員工資的10％，去到2025年就會增加到12％；而新加坡僱主最多要為僱員供人工20％公積金；仲有內地的「五險一金」制度，以深圳為例，僅養老保險一項，僱主便要幫員工供最少工資15％的款項，還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項目，負擔不輕。所以，周小松議員懇請僱主朋友能夠作出多點付出和承擔，以回應勞工界的訴求。 有議員擔心取消「對沖」後，「員工做五年就博炒」，有關擔心大可不必。首先從法理層面去講，現時《僱傭條例》已充份保障僱主權益，假若員工明顯「博炒」而被即時解僱，有機會無得拎長服金；從現實層面而言，如果有員工「博炒」，公司自然唔會俾「推薦信」，打工仔都會明白砌靚一份履歷係幾重要，因為它足以影響未來職場發展。其實香港絕大部分打工仔都只係想「做好份工」，同僱主關係都好融洽。 所謂「博炒」，就算有，應該都是個別事件，正如個別無良僱主，在員工即將做滿兩年就進行無理解僱，以逃避遣散費，相信這也是極個別之事件，絕大部分僱主都不會這樣做。上世紀80、90年代未有強積金制度之前，僱主解僱員工一樣要支付長服金或遣散費，但是「博炒」或無理解僱的情況都唔常見，所以，大家不需要想得太過極端。此外，由於取消「對沖」是以「劃線」方式實施，加上政府提供的補貼額是逐年遞減，提前解僱員工，對僱主來說並沒有任何得益。相反，由於長期服務金設有39萬上限，僱主若解僱員工後再聘用，日後長期服務金的支出會更多。因此，在這次取消「對沖」方案下，沒有任何誘因令僱主提早遣散員工，不會出現所謂的「裁員潮」。 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本來就有先天性不足。單靠僱主及僱員加埋10％的供款，本來就未必能夠應付到將來退休需要。更可悲的是，不少基層及低收入打工仔「餐搵餐食餐餐清」，退休都只是想著全靠強積金，但是由於基層工種流動性較大，特別是飲食、零售、清潔、保安等行業，往往每幾年簽一份新約，每次都要「對沖」走一部分強積金，最後戶口可能只剩下5％的僱員供款，再加上不穩定的投資回報，到退休時根本就不夠用。周小松議員希望取消「對沖」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政府日後要承擔起更多責任，建立起整套退休保障制度，讓廣大市民打工仔都能夠安心退休。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上午11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代理主席，取消強積金“對沖”是勞工界爭取多年的議題，今日距離“夢想成真”只有一步之遙，此刻，我十分激動和感恩，我懇請各位議員同事支持通過《2022年僱傭及退休計劃法例(抵銷安排)(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取消強積金“對沖”無疑具有一定爭議性，但是勞工界要求取消“對沖”安排， 絕非輸打贏要，更非出爾反爾。強積金制度實施超過20年，由於制度上有“對沖”的安排， 因“對沖”而被提走的累算權益每年超過60億元， 累計超過570億元，大大削弱了強積金制度的退休保障功能。代理主席，當一項政策被發現有問題、出現了漏洞，我們就要有決心和魄力，凝聚社會共識去進行改革。我理解商界朋友對於取消“對沖”的憂慮，但我都希望僱主們明白，取消“對沖”方案是經過勞資雙方和社會各界磋商多年，好不容易取得的共識，政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平衡各方利益。現在，讓《條例草案》通過及盡快實施，是廣大市民的殷切期望。 討論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前，大家必須先弄清楚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原意，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設置的目的是保障一定年資的僱員，在遭解僱時可獲得補償，以應付失去工作期間的生活開支。而強積金制度的政策目標更加清晰， 就是為“打工仔”提供退休保障。但是，在“對沖”制度下， “打工仔”要不時用強積金來支付自己的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道理上講不過去，所以“對沖”安排從一開始就與強積金制度的政策原意相違背。 我聽到最近有個別意見認為，由於疫情下本地經濟表現欠佳，現時並非實施取消“對沖”的好時機。其實大家無需過分擔心，即使《條例草案》獲通過，按政府的計劃，都要等到2025年才實施。既然距離落實取消“對沖”尚有3年時間， 現時經濟環境的參考價值就不大，反而今年財政預算案分析及預測本地中期經濟前景正面，大家無需過於悲觀。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香港在國家的“十四五”規劃及大灣區建設等國策支持下，未來發展肯定會越來越好，僱主朋友應該更加有實力及條件去應付取消“對沖”可能帶來的工資成本上升。 代理主席，我明白中小企僱主可能擔心取消“對沖”後， 會帶來額外財政負擔。無可否認，長遠來說取消“對沖”後，工資成本會有些微提高。但是，勞工界同意以“劃線”方式去取消“對沖”，即是實施日之前的僱主供款可以繼續用於“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此安排已經最大程度保障了僱主的利益，讓取消“對沖”後工資成本的增加變得可計、可控。這也是勞工界作出的最大讓步。同時，政府再次優化方案，在取消“對沖”後25年內會向僱主提供補貼及要求僱主開設專項儲蓄户口，多管齊下，用25年的時間作為過渡期，盡力為僱主減輕財政壓力，協助僱主慢慢適應新的政策。事實上，香港僱主在支付僱員退休保障的比率上並不算高，在澳洲，僱主強制供款率是僱員工資的10%，及至2025年就會增加至12%； 而新加坡僱主最多要為僱員供工資20%公積金； 而內地則實行“五險一金”的制度，以深圳為例，僅養老保險一項，僱主便要為員工供最少工資15%的款項，還有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項目，負擔不輕。所以，我懇請僱主朋友能夠作出多點付出和承擔，以回應勞工界的訴求。 代理主席，有議員擔心取消“對沖”後，員工工作5年就“博炒”，我想指出，有關擔心大可不必。首先從法理層面而言，現時《僱傭條例》已充分保障僱主權利，假如員工明顯“博炒”而被即時解僱，有機會無法領取長服金；從現實層面而言，如果有員工“博炒”，公司自然不會發出推薦信，“打工仔”都會明白“砌靚”一份履歷非常重要，因為它足以影響未來職場發展。其實香港絕大部分“打工仔”都只想做好工作，與僱主關係都很融洽。所謂“博炒”，即使有，應該都是極之個別的事件，正如個別無良僱主，在員工即將工作滿兩年就進行無理解僱， 以逃避遣散費， 我相信這也是極之個別的事件，絕大部分僱主都不會這樣做。回顧上世紀1980年代、1990年代未有強積金制度之前，僱主解僱員工同樣要支付長服金或遣散費，但“博炒 ”或無理解僱的情況都不常見，所以，大家無需想得過分極端。此外，由於取消“對沖”是以“劃線”方式實施，加上政府提供的補貼額是逐年遞減，提前解僱員工，對僱主來說並沒有任何得益。相反，由於長期服務金設有39萬元上限，僱主若解僱員工後再聘用，日後長期服務金的支出可能會更多。因此，在這次取消“對沖”方案下，沒有任何誘因令僱主提早遣散員工，不會出現所謂的“裁員潮”。 代理主席， 強積金作為退休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本來就有先天性不足。單靠僱主及僱員合共10%的供款，本來就未必能夠應付到將來退休需要。更可悲的是，不少基層及低收入“打工仔”“餐搵餐食餐餐清”， 退休都只想倚靠整份強積金， 但由於基層工種流動性較大，特別是飲食、零售、清潔、保安等行業，往往每幾年簽一份新約，每次都要“對沖走”一部分強積金，再加上不穩定的投資回報，到退休時根本就不敷應用。我希望取消“對沖”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政府日後要承擔起更多責任，建立起整套退休保障制度，讓廣大市民和“打工仔”都能夠安心退休。 我懇請各位議員同事能夠體諒基層市民、廣大“打工仔”的難處，同時尊重勞資雙方商討多年後得到的共識，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回應一眾“打工仔”爭取多年的基本訴求。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他們仍然以大局為重，堅守『陣地』。當局去保障、善待這批工人，既是責任，亦是應有之義。」 周小松議員支持黎棟國議員「嚴防新型冠狀病毒病輸入、全方位阻止擴散、盡早落實通關」的議案，辯論期間發出開頭的肺腑之言。形容機場處於本港外防輸入病毒的「前沿陣地」，是「橋頭堡」，而一眾在疫情下仍然辛勤工作的機場工人是堅守陣地的「士兵」。奈何由於機場出現防疫漏洞，短短十多天內，有多名機場工友確診，並極可能在工作期間受感染。周小松議員認為，如果連首當其衝的機場工友都得不到有效保護，遑論「外防輸入」，通關更是無期！希望當局採取更嚴謹措施以全面「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爭取早日通關，同時保護好一眾前線工人並直接向受影響的工友發放現金資助。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1月1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與內地恢復通關是很多香港市民期盼已久的願望，而達致通關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就是本港疫情要持續“清零”，至少要杜絕不明源頭的本地感染個案。然而， 近期Omicron變異病毒株經受感染的機組人員返港後傳入社區， 結果造成多個感染群組，引爆第五波疫情，除了摧毀社會各界努力維持本地零感染的形勢，更粉碎了全港市民日盼夜盼的通關希望。 主席，從第五波疫情的爆發源頭來看，本港的防疫策略在“外防輸入”方面出現了漏洞，不單社區居民有被感染的風險，在機場工作的人員更是首當其衝，在短短10多天內，已有多名機場工人受感染。據報，去年12月尾，分別有1名64歲男清潔工和1名30歲女地勤人員確診， 今年1月又分別有1名39歲和1名40歲女機艙清潔員確診，這4宗個案的人員日常負責工作的區域和性質都不同， 他們都分別有獨立的感染源頭，而且他們極有可能在工作期間受感染。究竟是因為機場工作環境太高危，抑或是當局給予前線工人的保護措施有疏漏而致染疫呢？ 所幸， 4宗個案都沒有引起群組感染。 新冠疫情已持續超過兩年， 各行各業的市民均一直緊守崗位，努力地打這場防疫抗疫戰。鑒於機場處於本港抗疫前沿陣地，既是“外防輸入”的橋頭堡，而機場員工更是駐守這個堡壘的士兵，而目前機場這座堡壘出現了防疫漏洞，連我們自己的士兵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 更遑論“外防輸入”了。 主席，Omicron肆虐，“外防輸入”的防線景況堪虞，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要鞏固防線，除了對包括機師在內的來港人員實施更嚴謹的檢疫措施外，機場都必須負好自身的責任，尤其是要保護好一眾前線工人，可知機場工人為抗疫付出了巨大努力：過去兩年，即使他們的收入只有正常時的一半； 即使需要忍受兩日一檢的不便；即使因為嚴謹的防疫措施而導致身心俱疲，他們仍然以大局為重，堅守陣地。當局要保障和善待這群工人，這既是責任，亦是應有之義。 主席， 我支持採取更為嚴謹的措施， 全面“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爭取早日通關，並直接向受影響的前線工人發放現金資助。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立法會6月16日通過了《破產欠薪保障條例》決議案，今次主要修改是提升塵封多年的「破欠基金」各項特惠款項上限，由6月17日刊憲起生效，周小松議員是支持今次修訂的，同時也促請破欠基金加快審批申請。 修訂雖然遲大到，但今次勞福局積極作為，可謂知恥而後勇，將塵封多年的破欠基金款項上限提升，而且升幅都算合理，周小松議員感謝當局努力。 不過，破欠基金多年來為人詬病的是審批時間過長，就連審計署早前都發表報告作出批評。有飲食業的會員，分別在2019年2月及11月，兩次遭遇酒家結業而被欠薪，兩次都有及時申請破欠基金，結果第一次用了14個月，第二次用了10個月。基金原意是快速地幫僱員解決短期經濟困難，但最後都變成「遠水不能救近火」，政府有必要進行改善。期望下屆政府可以透過改革，切實縮短審批時間。 具體做法上，首先，周小松議員亦支持政府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向申請者提供法律協助，而毋須他們另行申請法援。其次，政府應壓縮或簡化基金的申請程序，不必等待全部文件齊備才啟動程序處理，對於文件齊備、證據充分的申請個案，應該盡快審批，發放款項，不必等候勞審處判決。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設立破欠基金的目的，是為受僱主無力償債影響的僱員提供迅速援助，讓僱員及早獲得與被拖欠的工資、代通知金、遣散費等有關的特惠款項，以解燃眉之急。 主席 ，“打工仔”營營役役，無非為了三餐、為了照顧家庭。當僱主破產，“打工仔”被拖欠工資、遣散費等法定權益時，破欠基金能為他們提供重要保障， 尤其是在經濟轉差時，申請人數特別多，可見基金作用非常大。 最近 10多年，破欠基金的財政狀況十分良好，為提高各項特惠款項上限創造了有利條件。今次的修訂雖然“遲大到”，但勞福局積極作為，可謂“知耻而後勇”，將塵封多年的破欠基金特惠款項上限提升，而且升幅算是合理，我感謝當局的努力。我希望決議案可以獲得通過，讓受到僱主破產影響的“打工仔”可以獲得更多保障。 不過，主席，破欠基金多年來為人詬病的問題是審批時間過長，就連審計署早前亦發表報告作出批評。我有一名飲食業的會員，分別在2019年2月及11月兩次遭遇酒家結業而被欠薪， 兩次都及時申請破欠基金，結果第一次花了14個月，第二次花了10個月。主席，基金原意是快速地協助僱員解決短期經濟困難， 但最後都變成“遠水不能救近火”，政府有必要進行改善。我期望下屆政府可以透過改革，切實縮短審批時間。 具體做法方面，首先， 我支持政府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 向申請者提供法律協助，而無須他們另行申請法援。此外，政府應壓縮或簡化破欠基金的申請程序，不必等到全部文件齊備才啟動程序處理；對於文件齊備、證據充分的申請個案，則應盡快審批，發放款項，不必等候勞資審裁處判決。 主席，我衷心希望，透過提高各項特惠款項上限及縮短審批時間，可以讓受到僱主破產影響而急需工資“開飯”的“打工仔”及時得到保障。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小松議員支持「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培養人才構建多元出路」議案，指香港職業教育發展已經90年，而歷屆政府相繼設立不同機構、投放不少資源以推動職業教育，但成效不彰。學生和家長始終將職業教育視為升學路上的次要選擇，社會及業界對於職業資歷和技能訓練的認受性仍然不高。 周小松議員認為，如果想扭轉社會根深柢固的「學術為重，技能為輕」觀念，以及消除「有工無人返，有人無工返」的人力資源錯配現象，那就要切實推動職業教育、培養人才。具體建議如下： 政府須加強多部門協作，加強協調多個教育機構，以整體、長遠的視野看待職業教育，並為之制定一個由高層統領的發展策略和藍圖； 提高不同行業僱主、專家對職業教育的認受性。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質素保證和訓練成果須得到業界的認同。政府、教育機構應虛心聆聽業界、僱主的意見，提高課程的認受性，讓接受職業教育的年青人可獲得好的就業機會和事業發展前景； 全面做好學生的生涯規劃工作。政府在年青人的中學階段就應該向他們進行職業導向教育，可動員大型企業及行業工會走進校園，讓年青人及早了解各行各業的工作情況和職業前景，讓學生和家長都更願意接受職業教育、技能訓練這條出路和成才路徑。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5月26日｜星期四｜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我支持林振昇議員提出關於“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培養人才構建多元出路”的議案，以及多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香港的職業教育制度，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設立的第一所技術訓練學校，可謂歷史悠久。其後，職業訓練局、建造業議會、製衣業訓練局、僱員再培訓局等機構相繼成立，歷屆政府都投入不少資源於其中。 然而，政府投入大量資源，似乎並未為香港社會帶來合理回報，尤其是最近10多年，由於職業教育政策的偏差，導致人力資源出現嚴重錯配。正如易志明議員剛才發言時指出，包括交通運輸在內的多個行業出現斷層，缺乏年輕人入行；與此同時，副學士課程卻令成千上萬學生和家長趨之若鶩，“高不成，低不就”成為這一代青年人擇業的痛點。這正是政府長期以來“重學術、輕技能”的教育政策導致的惡果。 資歷架構自2008年推行至今，已歷經14年，但似乎未能發揮應有作用。資歷架構的推行，並未令社會、業界、青年人更加重視職業技能訓練，職業資歷和技能訓練在業界的認受性仍然十分低。 主席，推動職業教育發展和培養人才，需要多部門協作。目前，多個教育機構缺乏協調，政出多門，欠缺整體和長遠的視野，亦沒有由高層統領的發展策略和藍圖，以致香港長期出現“有工冇人返，有人冇工返”的人力資源嚴重錯配現象。 主席，我十分認同林振昇議員在議案中建議“提高應用學習科目的認受性”，以及陳仲尼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推動更多僱主和業界夥伴全面參與職專教育的推行”，以提高職專教育的認受性。因此，我認為，推動教育及訓練機構建立並高效運作不同行業的僱主網絡和行業專家網絡，至為關鍵。我所說的“高效運作”，是指僱主代表及行業專家須用心投入，政府和教育機構亦應虛心聆聽，不應將相關網絡視為擺設。要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最重要的一環是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質素保證和訓練成果須得到用家認同，即業界僱主的認同。唯有如此，接受職業教育的青年人方可獲得良好的就業機會和事業發展前景。 此外，推動職業教育發展，需要全面做好中學生職涯規劃的工作，在中學階段便應該進行職業導向教育。政府可動員大型企業及行業工會走進校園，讓青年人及早了解各行各業的工作情況和職業前景，令學生和家長更為接受職業教育及技能訓練這條出路和成材路徑。 主席，當解決了職業教育的業界認受性問題，亦做好中學生合理的職涯規劃之後，政府可再透過宣傳來推廣職業專才教育，以及推動改善行業工人待遇和工作環境。屆時，解決人力資源錯配，讓青年人人盡其才、學盡其用，並在工作中不斷提升自己、向上流動，這個願景，當可水到渠成。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周小松議員就「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議案發言，認為應該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去討論公務員的表現，而不是「問責唔到話事官員，就入晒前線公務員數」。 周小松議員原則上認同改革公務員制度的大方向，同時表示本港公務員一直以專業、高效、廉潔見稱，被外界評價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之一。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報告，指香港在「政府效率」的競爭力因素中領先全球，位列榜首，證明港府的效率備受國際認同，作為支撐政府運作的公務員團隊作用重要。 周小松議員理解最近公眾對公務員有不少意見，特別是第五波疫情期間，市民都累積不少怨氣，而政府在抗疫方面有好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指揮失當、應變能力不足等等。但也指出，如果上層統籌做得不好，前線人員其實都好難做。如果就此抹殺掉整個公務員團隊的努力及付出，似乎有欠公允。 周小松議員強調，任何重大改革都應該按部就班，特別是公務員制度的改變，隨時影響到整體士氣，累及公共服務及政府管治質素，必須深思熟慮、小心推行。至於改革公務員招聘及升遷制度，其核心就是做到「有能者居之」，整個新制度必須保持公開、透明，並在充分諮詢公務員意見後實行，讓市民及公務員都信服。 周小松議員希望改革只針對制度而非針對公務員，而改革亦不宜操之過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22年6月2日｜星期四｜上午9時｜會議開始 周小松議員： 主席，香港公務員一直以專業、高效、廉潔見稱，一直被外界評價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之一。隨着市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日漸提高，公務員面對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我同意現時公 務員的表現有改善的空間，所以我原則上認同改革公務員制度的大方向。不過，我留意到原議案及個別修正案措辭都頗為主觀，將公務員及整個制度描述得比較負面，這一點我難以認同。 我認為大家應該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去討論公務員的表現。黃元山議員在修正案指出，“本港有很多優秀的公務員”，黃國議員在發言中亦表示絕大多數公務員有服務社會的心， 對公務員的這些評價，我相信市民大眾都會認同。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去年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雖然香港總排名有所下跌，但在四大競爭力因素中的“政府效率”仍領先全球，位列榜首，證明特區政府的效率備受國際認同，作為支撐政府運作的公務員團隊功不可沒。 我理解最近公眾對公務員有不少意見，特別是第五波疫情期間，市民都累積不少怨氣。當然，政府在抗疫方面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指揮失當、應變能力不足等，但大家不應該“問責唔到話事官員，就入晒前線公務員數”。如果上層統籌做得不好，前線人員其實也很難做。事實上，正如聶德權局長多次指出，政府各部門在疫情期間積極參與抗疫，但由於部分同事不屬於前線工作，市民不了解公務員同事的努力，甚至對其有負面觀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這樣就抹煞掉整個公務員團隊的努力及付出， 似乎有欠公允。 主席， 議案提出改革公務員制度， 我原則上是支持的。但任何重大改革都應該按部就班，特別是公務員制度的改變，隨時影響到整體士氣，累及公共服務及政府管治質素，必須深思熟慮、小心推行。 改革公務員招聘及升遷制度， 其核心就是做到“有能者居之”，工作表現優秀、能力高的公務員當然值得獎勵及晉升。另一方面，如果要將薪酬待遇與工作表現掛鈎，就要為每位公務員度身訂造評核標準，當中涉及的情況比較複雜，未必能以簡單指標來量化表現。現時政府內部已有表現評核機制， 我同意有需要進行優化及改進，但整個新制度必須保持公開、透明，並在充分諮詢公務員意見後實行，讓市民及公務員都信服。 至於表現欠佳的公務員，目前政府內部也有機制處理。假如公務員工作表現未如理想， 當局可先考慮提供支援及培訓給這些同事，給予合理的時間，讓他們去改善，之後再啟動處分安排。至於建議簡化終止聘用公務員程序，我認為需要小心處理，特別是申述及 上訴機制就不應被簡化。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應該為社會樹立榜樣，不可隨意向僱員“開刀”。 主席， 我支持改革公務員制度，但希望改革只針對制度而非針對公務員。同時， 改革不宜操之過急。 主席，我謹此陳辭。